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现，我从未听父亲讲述过，他只是在他感觉最困难和没有出路的时候，向大姐表示过，准备到开封大姐家度过晚年，他曾惴惴不安地问过大姐，你能收留我吗？对一生好强从不服输的父亲来说，这是他唯一一次向子女流露自卑的情绪。我在收集文艺界在“文革”中惨遭打击迫害的资料时，发现父亲留下
1966年6月，江青、张春桥策划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批转全国。我和文化部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强制参加集训班，进行所谓揭发、交待。9月，又回到文化部机关接受“批斗”，并被关在原文化部大楼旁的一座破庙里“隔离审查”。
1969年（62岁）9月文化部所属单位广大干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年底马彦祥和周巍峙、司徒慧敏、唐瑜作为“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也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和“审查”。
1975年（68岁）12月，马彦祥被安排到文学艺术研究所“顾问室”学习。直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前，始终未予分配具体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马彦祥向文化部复查委员会提出复查申请。1979年5月5日重新作出――马彦祥无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
父亲为什么如此简单扼要地概述自己十年的历史？为什么从不向任何人提起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父亲是文化部系统最后得到政治平反的少数人之一，他的“案子”和田汉的冤案紧紧拴在了一起，大有田汉不昭雪，马彦祥不解放之势。1979年4月25日党中央为田汉举行了追悼会，并公开为田汉平反昭雪，隔了10天，于5月5日文化部复查委员会才宣布“马彦祥无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这当然不是巧合。对父亲来说，历经几十年政治斗争的险途，最大的伤痛莫过于心死。他永远不想再碰触那些难以痊愈的伤疤，过去的让它永远过去吧。只有对戏曲事业的追求，可以使他那心灵上创伤得以康复。
现在，我只得在他当年的难兄难弟留下的影像中漫游，通过当事者的回忆片断，来体会同样身临其境的父亲当时的状况了。
“触及灵魂”的学习班
1966年6-8月间，改组后的文化部在北京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一个500多人的集训班，任务是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交代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历史上的问题，作自我批判；同时要互相揭发，特别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了解的人要互相揭发。
集训班的成员，包括原文化部各级领导和各文艺团体主要负责人及著名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导演、教授、编辑，这些人物被统称为“黑帮分子”，其中有林默涵、夏衍、齐燕铭、陈荒煤、冯雪峰、田汉、阳翰笙、周巍峙、曹禺、刘白羽、马思聪、叶浅予、萧干、唐瑜、冯亦代、黄苗子等等，他们都是父亲几十年的朋友、战友、同事和领导。自然父亲马彦祥也名列其中。
在开班典礼上，班主任说：“你们想回去，可以呀，只要你‘竹筒倒豆子，一干二净’，下午就可以回去！”还说：“周扬同志本来也是要来的，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得了……”。
开始时，大家还觉得“相当悠闲”。生活待遇、住宿条件也不错。两人一室，窗明几净，席梦思床，有服务员拖地板、送开水，像住招待所。只是每个房间住的人，各单位打乱分住，互不相识。
伙食出奇的好，唐瑜的评价是“相当精彩”。
每天6点钟起床，6点50分早饭，8点开始政治学习。白天学习、读书、谈心。中午午睡，晚上没事。周六放映两部电影，一部是正面的，一部是“反面”的（被批判的“毒草电影”）。
唐瑜回忆，当时“悠游自在，真像神仙过的日子”。他还笑着悄悄对孙师毅说：“搞一个这样子的‘大二流堂’有多好！”
舒芜回忆：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伙食，就这样，上面还说，有的老同志，还可以吃得更好些。还在忙着为田汉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组织更高级的伙食。才过两个来星期，陈强在南天河“四清”时瘦陷下去的两腮，重又丰满了起来。
晚饭后，大家到后园散步、聊天。不时可以听到黄苗子、冯亦代的高声谈笑。赵丹、孙维世他们每天说说笑笑。
被贬到四川重庆的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也被召回，因匆忙赶来，连一双鞋也来不及带，只穿了双凉鞋。他问唐瑜有没有多余的，借一双给他。集训班政委拉着唐瑜到过道上说：“不要惹是非，别借。”唐瑜这时才开始感到形势有些严峻了。
好景不长，随着外界“文革”形势的发展，集训班里的情况也在迅速变化。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很快就贴上了墙壁，过道上琳琅满目。食堂厨师贴出了大字报：“我们不给黑帮做饭了”。后来厨师们做好做歹地继续烧饭，食客们则要自己端菜、洗碗、扫地、帮厨；特灶也取消了，一起吃大锅饭。
一天，人们听说了一条惊人新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大家议论纷纷。文化部派人来讲关于周扬的“罪行”，说周扬把自己装扮成毛泽东思想的优秀宣传家，其实是中国文艺界的头号走资派。
田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李政委来谈。问我这些时候想些什么。我把心里的苦恼告诉他。我对自己的看法还难提到中央对我的看法的高度，我怎么能是“反共老手”呢？
李政委告诉田汉说：“检查要从大处着眼，从文艺思想着眼，十七年来哪些文艺思想受了周扬的毒害，又通过自己毒害了人民。”田汉渐渐明白自己的“问题”已经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了。
开始是边学习边讨论边揭发周扬，没有涉及自己。在揭发周扬的过程中，人们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大家争当“左派”。每天开大会、小会，写大字报，都是冲着别人的。有人揭发周扬与刘白羽结党营私，说周曾公开宣称刘有一颗水晶般的心，洁白无瑕；还有人揭发林默涵是抱周扬大腿升官的。
昨日亲密谈笑之声已经远去。人们提高了警惕，害怕别人牵连自己，或者害怕自己牵连别人。夏衍在楼梯口遇见唐瑜，四顾无人，便说：“以后不要和我说话。”
随后，夏衍、田汉、阳翰笙及邵荃麟、袁水拍、胡风、冯雪峰、瞿白音、周作人、丁玲、陈企霞等人也被公开点名，揭发对象越来越多。
人们之间开始揭发、检举，上纲上线。大字报把林默涵的名字画成一只带毛的狗。邵荃麟病重，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被说成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做了高级疗养院。田汉在食堂吃饭，吐了一根实在咬不动的肉骨头，被当场斥骂并喝令他把吐的东西重新咽下去。孙维世被扣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
我查遍老人们的回忆，没有访到父亲的影子，不仅令我感到一丝遗憾，而遗憾之余，没有看到父亲在面临非常时期的表现记录，又感到一丝欣慰。唉，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表现得惊恐和张皇失措，完全扭曲了人们的本来面目，扭曲了人们的灵魂，让人的尊严遭到践踏而不复存在，这是何等的不幸，这大概也是父亲不愿意回想和张扬那些不幸历史瞬间的原因之一吧。
向阳湖畔群英会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读了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这位军委副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这封信。两年之后，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机关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通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最高指示一下达，在“文化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国文化部系统群英们，被集中在湖北省咸宁县向阳湖畔。
当时已属老弱病残者大有人在，文化部系统除去被关进监牢的，余者几乎被“干校”一网打尽。
我又从佟韦在《向阳湖里向阳人》的回忆中，寻找历史的故事和父亲的踪迹：
1969年9月，文化部大批同志浩浩荡荡，来到闻名的“火炉城”――湖北咸宁，进入文化部“五七”干校，校址在向阳湖。我们文化部以政治部为主和临时编入的共七八十人，被编为四连，驻地为胡黄二姓最多的小村――胡黄张。周巍峙、司徒慧敏、马彦祥、唐瑜四位同志是作为“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编入的。周巍峙同志和我被分配同住一室。
周巍峙同志到干校来，如果只论劳动锻炼，他是颇为乐意的。他很早参加革命，经历过劳苦，饱尝过艰辛。但他此时不同，夫妻儿子离散数处，又戴着“法国特务”的嫌疑的帽子下来，一位革命者受此待遇，岂能心甘情愿？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同志，能从宏观上估量形势，暂且忍辱负重。因此，他接受着最难、最孤单、最苦、最累的劳动：背煤担菜、扎搭工棚、和泥砌砖、盘修炉灶、拉车驾辕、种菜浇粪、放鸭喂猪、湖里赶牛护麦、黑夜看机器浇水等等，多种多样，没早没晚。他劳动最多的是放鸭子，“鸭司令”因而得名。而他的手则是目不忍睹的，掌中的老茧横生，撕裂的伤口一道道，血水流淌在裹着胶布的缝间，他是以心与血在从事着劳动啊！
一天晚上，连里几个人进到我们屋来，大喊道：“周巍峙，站起来！”随后厉声说：“现在告诉你，你儿子七月就要判重刑了，你有何话说？”周缓缓地说：“运动开始我就被审查，长期不在家里住，孩子们在外说什么，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头头们互相看了一眼，冷冷地说：“你听了这消息，竟无动于衷？”那夜又黑又冷，我和衣而卧，伴随着彻夜失眠的人。后来才知道，在我们隔壁（我们的里门相通）住的魏泽南、胡凡夫、王任道、王芸等同志也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他们心里，周巍峙不仅是文化部一位好领导，也是一位艺术家、大好人。连里几个人折腾得大家心神不安，更不用说周巍峙了……又是一天傍晚，全连集合开会批斗马彦祥，周巍峙等三人陪着挨斗。连里头头们怒指桌上摆放的包包说：“马彦祥，你不老实改造，不肯低头认罪，还敢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群众，真是罪该万死！”原来马彦祥托老乡买了包点心，留待夜里充饥，不想被他们大做了文章。本来连里没有责任批斗这四人，但他们变着法儿也要给你一些厉害看。
1971年秋，传达了林彪命丧温都尔汗事件，人心大快。中央文件虽然不向周巍峙同志传达，但他敏锐地明白一切，他对人说：“我在一位同志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看到已将林彪的名字画上两个××，便知道他已经完蛋了。”那时许多人喜欢唱京剧，宿舍里、地头上常常有人唱起《红灯记》里李玉和“迈步出监”和《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要报仇，要申冤”唱段，有时还能发展到群起而歌；周巍峙同志则善于刻制竹木笔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等诗句，经过他的刻刀，竟使笔筒生辉（周巍峙同志有着过硬的书法功力）。词句动听，刻制精美，人们无不发自内心地赞美，因为谁都明白这里的内涵是什么。忽然有一天，听说连里要在这些现象里“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了。消息传来，当年的北影演员管束同志操起二胡，端出茶杯，端坐在“四五二高地”之上，拉一阵唱一阵，中间穿插一段段道白，特别精彩：“各位听真，毛主席诗词，革命样板戏，谁反对就是反革命！谁反对我们就打倒谁！”他反反复复折腾了一个晚上，有人为他担心，有人为之高兴，有人脸色都变了，赶紧去密室策划。第二天，动人的消息传开了：连里决定不抓了，抓不好，反被抓……住在“四五二高地”上，胡凡夫、魏泽南、刘杲、吕济民、李庆元、王玉贵、孙庆仁等同志，面对这一切格外开心，每每谈及都禁不住捧腹大笑。
从向阳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采访周巍峙叔叔的文章中，看到父亲在干校养猪：
周老语气沉重起来，继续叙说道，干校里他所在的四连，属文化部政治部，周老和司徒慧敏、马彦祥、唐瑜都是“中央专案组”审查的对象，管得很严。周巍峙和王昆都是江青亲自点名要狠狠整的。特别是王昆，在“文革”初期，就对江青一些言行很不满意，在朋友中几次议论，说主席夫人怎么提倡武斗呢，所以，王昆在“文革”中吃的苦头就更大了。其他三位都是30年代的老人，对江青那时的表现很清楚，当然也被整得很凶的。在干校，其他人可以自由活动，他们却不行。有几个月出外看病，都要有人“跟着”。司徒种菜，马彦祥养猪，周老和唐瑜放鸭子。看管他们的虽然本身不是坏人，但受大气候的高压，对待他们这四个人（他们自嘲是“新四条汉子”）相当糟糕，几乎所有的苦活都要他们干，扎工棚、踹泥砌砖、修炉灶、拉车，等等。
1972年9月，此时距林彪葬身温都尔汗已经一年，国内政治环境稍有宽松，我带着不到四岁的女儿淑文到咸宁干校看望父亲。当我背着孩子走出咸宁县城后，展现眼前的是一片红土地，原来我只见过东北的黑土地，听说过陕北的黄土地，从未听说还有红土地，我好像走进了另一片天地。现在我已经无法想象自己是怎么摸到文化部干校的了，我看到父亲所在连部是坐落在高高低低参差不齐的丘陵上的红砖排子房，食堂建在坡下，旁边还有饲养着“巴克夏”英国纯种的猪圈，不禁纳闷，心想：“这儿的生存环境比我所在的京郊农村强多了。”我向一位30多岁的女干部打听父亲的下落，她的回答更是令我吃惊，“马局长在‘湖’里，过一会就会来打饭。”怎么到了这步田地，父亲还能享受如此尊称？它似乎在暗示着什么？难道是天快亮了？
我稍等了一会儿，就见父亲挑着一副木桶，脖子上还系着一条白毛巾，从远处姗姗走来。瞬间，我感到鼻子一阵发酸，心想：“老爸啥时受过这个罪呀。”父亲对我的突然出现也颇感诧异，而孙女的一声“爷爷”的呼叫，缓解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尴尬。父亲指着等在一旁的那位女干部说：“这是张阿姨。”一句话说得她十分不好意思，她是萝卜长在贝上，贪上大贝（辈）儿了，我只好叫阿姨了。张阿姨把我安排在回京探亲的司徒慧敏的床铺住下。
父亲是一个人住在“湖”里，看守工棚，向阳湖里的荷花已经开败，父亲赤足下湖采下几支莲蓬，还从水井里捞上一支失足的青蛙，一并作为见面礼，送给孙女淑文，这是爷爷留给孙女的第一印象，这朦胧中的记忆却永远铭刻在了她的心中。有些当时父亲对我讲述的话，随着岁月流逝，我都已经淡忘，而当时不足四岁的淑文却至今记忆犹新，“爷爷说，他刚到干校时，插秧，两脚因长期泡在泥里，脚趾甲都脱落了。”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诉苦，他倒告诉我干校有小卖部，馋了可以买到罐头吃。我是近年才看到一些有关咸宁干校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到了父亲因为买点心吃，受到了军宣队组织的批判、斗争，那包点心也被示众，还害得周巍峙叔叔等跟着陪斗。当时父亲和周叔叔被打成“小四条汉子”，在“专案审查”之例。到我去的时候，由于林彪事件出来，“军宣队”已经撤离，一部分干部获得平反，政治氛围宽松了许多。难怪原文化部总务处处长夏义奎叔叔见了我，还戏言：“思猛，你爸爸可是个公子哥儿出身，很不容易啊。”还是他告诉我，父亲在干校吃了许多苦。但是我看到父亲、夏叔叔和我们家的老邻居原文化部办公厅主任朱明叔叔等，都表现得非常乐观，好像看到黎明在即，曙光就在前面。
我在干校住了一周多，祖孙三人一起过了中秋节，这也许将是我们三代人都无法忘却的相聚在异乡的梦。
“文革”后，父亲在自己的晚年倾其余力为抢救戏曲资料，恢复戏曲健康发展奔走大江南北，他没有时间再去计较那些不堪回首的冤怨，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之光献给了戏曲的未来和希望。
（摘自《攒起历史的碎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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